始建于元代的上海文廟東南隅，有一座建于160多年前的魁星閣，是老南市一景，據講當時登臨此閣，可俯瞰老城廂全貌。如今，一走進文廟路，遠遠就能看見它呈六角形的塔影。
我從小住在十六鋪小東門，與位于小西門的文廟不遠，11路電車只相隔4站路的距離，卻從沒去過文廟。那時少不更事，只知道去城隍廟玩耍，沒想過要去參拜供奉廟內的孔圣人。后來，在我25歲那年，持一本獨幕劇本，跨入了文廟，來到了魁星閣下。
1978年，我正在浦東的一家翻砂廠當倉庫記賬員，那天得悉南市區(qū)文化館要成立創(chuàng)作組，向社會公開招聘，要求須投寄近期本人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我當時正在寫一本獨幕話劇劇本，于是立即開了幾個“夜車”，把劇本趕出來，用掛號信寄了過去。幾個星期后，區(qū)文化館寄來一張表格，讓我填好表格蓋上公章，立即寄回去。不久我就收到了南市區(qū)文化館的錄取通知，要我某月某日去區(qū)文化館報到，并參加創(chuàng)作組的成立大會。
記得成立大會好像是在建于1915年的老西門中華劇場召開的。不知為什么，我投寄的是劇本，卻被分在詩歌創(chuàng)作小組。創(chuàng)作組活動都安排在晚上，活動場所就在文廟內。當時文廟一片破敗，被封閉了起來，等待重新修葺。我們每次活動都從夢花街文廟后門進出，幾個創(chuàng)作小組就在靠近后門的一排行政樓內活動。每次進出文廟，只見滿身滄桑的魁星閣默默屹立在夜色中，似在敘說昔日的輝煌和那段非常時期遭受的屈辱。
創(chuàng)作組每周活動一次，開始各組的活動日在同一天。到了那天晚上，文化館不大的行政區(qū)域內，人聲鼎沸，簡直無法靜下心來開會討論。后來各小組就自行錯開活動時間，需要大組活動時館方再統(tǒng)一通知。
參加詩歌組的成員，幾乎都是未婚的小伙子與姑娘，有企業(yè)工人、菜場營業(yè)員、公交售票員等。大家無家事拖累，又精力充沛，渾身充滿激情，每周活動各自都有新寫的詩稿帶去，組員們就聚在一起熱烈討論。當時社會風氣與文風都正，討論時詩友之間從不相互吹捧，直接就提出自己的意見與想法，往往為了一個題意、一個用詞、一個韻腳等，爭得面紅耳赤、各不相讓。有時“吵”到門房來鎖門了，大家就“轉移”到不遠處蓬萊市場的飲食攤上，每人一碗小餛飩，繼續(xù)“交鋒”。
當時社會上很流行賽詩會，作為文化館的詩歌創(chuàng)作組，我們經常代表區(qū)里外出賽詩，帶回獎項，大家樂此不疲。有一次，我寫的一首新民歌在某賽詩會上，被評為一等獎，那時雖然沒有獎金與獲獎證書，但當我們心儀的作家或詩人在大會上點評你的詩歌，詩友們向你投來贊賞目光時，那種愉悅是無從言說的。
文化館根據區(qū)里的宣傳重點，時不時會給創(chuàng)作組下達一些任務，比如國慶宣傳、城市環(huán)保宣傳、對某英雄人物宣傳等等。有一次我寫了首贊美一位少年英雄人物的歌詞，作曲組的一位組員給譜了曲。小年夜那天，他手提著剛買的年貨——一只肥碩的冰鴨子，拿著譜好曲的歌，來我單位與我商量，怎樣改一下副歌的歌詞，讓歌曲唱起來更有氣勢。
館里還經常會組織文學講座、戲劇觀摩等活動，以幫助我們拓展眼界，強化素養(yǎng)，提高創(chuàng)作水平。記得曾邀請當時還在兒童時代雜志當編輯的王安憶來館內講過課，組織我們去青年宮聽陳村的文學講座。那時王安憶在文壇嶄露頭角，陳村發(fā)表的小說《當我22歲的時候》，在文壇小有影響。當年兩位老師講了什么內容已記不清了，只感到聽他們講課，好像沒讀他們的小說有意思。
文化館印有題為《魁星閣》的不定期出版的詩歌、故事與小說等集子，開始是手刻蠟紙的，后來館里辦公條件改善后，就改成打印的了。主要刊登各創(chuàng)作組成員的作品，供區(qū)縣間文化館交流和創(chuàng)作組成員閱讀學習。每當散發(fā)著油墨香味的新一期作品集拿在手里時，看著封面上的魁星閣塔影，抬頭仰望眼前蒼老的魁星閣，大家都有說不出的感慨。
改革開放后，政府撥款對文廟與魁星閣進行修復，并向社會開放。修復后的魁星閣高20米，共三層，呈六角型，飛檐、攢尖頂，閣內六根金絲楠木木柱，由底層直通閣頂，稱為通天柱。傳說中，閣內供奉的奎星神（原為古代天文學中二十八宿之一），主文章，后演化為文官之首，又稱孔子乃天上奎星?？鞘强堑乃追Q，故文廟就有了魁星閣。
那個年代，改革潮涌、百廢待興，各新聞文化單位及各大機關紛紛公開向社會招聘人才，創(chuàng)作組的許多組員經考試，先后被各大新聞媒體及市級機關錄用，并成為中堅力量，從魁星閣下走向了更廣闊的天地。每每看到或聽到這些熟悉的名字出現在報刊和廣播上（中）時，總想到當年我們年輕時，曾經在南市文廟魁星閣下的創(chuàng)作組，一起度過的那一段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