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內的清史學界已就如何看待清史研究中的漢文史料與非漢文史料關系比重的議題，掀起了開放性的熱烈學術討論。沈教授對此問題同樣給予了高度關注。他根據自己處理不同語種文獻的切身經驗提醒專業(yè)讀者，對于同一篇文獻的不同譯本要在慎加比勘的基礎上關注不同文本間的內容差異，但也不能簡單地以各自文本間的字面含義存有差別為由，進而徹底否定它們在語境表達上的相通之處。尤其是不宜把其中的某種語言文本中的若干有別于其他文本的表述一概斷定為當時的史臣有意竄改的結果（本書259-262頁）。筆者不是專業(yè)清史學者，對于浩如煙海的清代多語種文獻缺乏像博覽史籍的教授所具有的那種直觀而又豐富的閱讀體驗，但基于“隔行不隔理”的學術倫理，還是深感他的此番提醒和概括精準地命中了問題的要害。下面僅以平時接觸到的某些個案對沈教授的如上觀點試做進一步的證明。
按照流行的觀念我們通常假定，當一種文獻同時存在漢文和滿文或者更多的語言文本時，應該有一種文本是最初撰寫成文的母本，其他的文本則屬于由其衍生出來的二次或三次生成的譯本，所以有關的問題常常被化約為究竟是漢文本還是滿文本或者其他文本才是這種原始母本。不可否認，這種直線思維般的追尋問題的方式在學術研究中確實有它的適效性。譬如當涉及康熙后期前往土爾扈特人出使的清朝使臣圖理琛根據其出使見聞撰寫成書的《異域錄》，因其在以后刊刻時陸續(xù)有滿文本和漢文本行世，誠然有必要通過比對彼此內容的詳略差異來厘定滿漢文本的先后次序。當然這個問題早已被日本滿學家今西春秋解決了，他揭示了其在 1943 年偶然發(fā)現(xiàn)于北平的刊刻于雍正初年的九耐堂滿文本《異域錄》應當是最接近圖理琛撰寫底本原貌的文本，其內容常常詳細于人們通常引用的四庫全書本等漢文本《異域錄》，稍經對比即知后者在某些具體內容的敘述中有所刪簡。因此，我們在利用史料價值十分珍貴的圖理琛此書時，理應首先參看今西春秋根據九耐堂滿文本《異域錄》復原的內容相對完善的書面文本（其以《校注異域錄》為名在 1964 年出版于天理大學），而不宜過度信任雖然容易寓目但文字表達業(yè)已有所簡化的四庫全書本。
還有一些多語種文獻則難于直接從內容的比對或者文體的寫作風格等“內證”要素的發(fā)掘中確定孰為底本，孰為譯本。即如崇德三年（1638）秋著成的關于沈陽郊外佛寺興建原委的《實勝寺碑記》，其以漢、滿、蒙、藏四體文字書寫。顯然，這里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判斷《實勝寺碑記》最初的文本是用漢文還是滿文寫成。此前德國滿學家嵇穆（M.Gimm）教授以為該碑文起初是由大學士剛林用漢文書寫，然后再被分別翻譯為其他三種文字（其德語論文收入《清史論集：慶賀王鍾翰教授九十華誕》，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他大體是通過漢文部分在遣詞造句上的用語雅訓得出這一結論的。表面上看，這種分析似乎確有一定的道理。不過，隨著相應的清入關前內閣國史院滿文檔案的系統(tǒng)刊布，其中明確提到了關于上述《實勝寺碑記》的撰寫及翻譯經過，即“國史院大學士剛林撰滿文，學士羅繡錦譯漢文，弘文院大學士希福譯蒙古文，多木藏古希譯土伯特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清初五世達賴喇嘛檔案史料選編》，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 年，第 4頁）。由此可知，剛林最先撰就的這篇碑記其實是用滿語書成，而漢語和蒙古語、藏語一樣，均屬于經過翻譯以后形成的二次文本。只不過羅繡錦譯就的漢語文言文在辭藻用語上尤顯典雅近于無懈可擊，容易給人以其系碑記底本的錯覺。
相對前面這類證據尚屬明顯的例據而言，還有一類更為復雜的情況。那就是在某些雙語文獻中，其實不能簡單地斷定某一文本就是底本，而另一文本則為譯本。在此筆者不妨也列舉兩個實例以加深讀者對此的印象。先看第一個例子：
早在后金開國之后的十七世紀二十年代前期，努爾哈赤向民眾發(fā)布了一份規(guī)勸其效忠后金，擯棄明朝的昭告文書。該文書的漢文刻本收藏于前北京圖書館，早在多年以前就被日本滿學家今西春秋全文刊布，起初被懷疑是努爾哈赤致萬歷帝的文書，以后則被修正為其昭告的對象是明朝遼東一帶的軍民。文告的中心是努爾哈赤援引歷史上朝代興亡的眾多實例來勸說漢人相信明朝的氣數已盡，而后金卻在逐漸贏得天命的支持。這件重要文獻刊布后，長期以來學界都深信其勸諭的對象只是針對特定的漢人群體。然而，上世紀末兩位歐洲學者卻意外地在法國吉美博物館發(fā)現(xiàn)了該文獻的滿文文本，并進一步將其鑒定為現(xiàn)存時代最早的滿文木刻本，由于留存下來的入關以前的滿文文獻數量相對稀少，故這一發(fā)現(xiàn)的學術意義顯得十分重大。（參見[俄]龐曉梅、[意]斯達理：《最重要科學發(fā)現(xiàn)之一：老滿文寫的〈后金檄明萬歷皇帝文〉》，閻崇年主編：《滿學研究》第六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86-191頁。）
該件文獻既然是以滿文刻本的形式存現(xiàn)，那就表明當初努爾哈赤殷切希望以自己的口吻講述的這篇文告的內容能夠被其境內使用滿文的群體所知曉，故才將其刊刻發(fā)行以廣流傳。
此后兩位刊布者之一的龐曉梅曾撰文專門考察了該文書的滿漢文本的次序問題，并以該文獻在引用中國歷代典故逸事時，滿文本往往失之少譯甚或有所誤解為據，認為滿文刻本實際上是譯自漢文本（[俄]龐曉梅：《滿漢文〈努爾哈赤檄明書〉何種文字稿在先？》，朱誠如主編：《清史論集：慶賀王鍾翰教授九十華誕》， 709-714 頁）。這同樣是根據內容的詳細程度來判定底本和譯本的次序問題。然而如果仔細閱讀該文告的具體內容，不難發(fā)現(xiàn)存在兩種情況，第一種就是如同龐氏所揭示的，在那些大多數內容是漢人熟知的歷史典故中，漢文本的質量確實優(yōu)于滿文本；可是也存在相反的第二種情況，即文告中也有少數事例的發(fā)生背景對于滿族（或者說女真人）而言才更為熟悉，其中滿文本關于其的敘述反而又優(yōu)于漢文本的相應內容。
這后一類故事與前一種漢人耳熟能詳的事例相比，多有其自身的語氣特征。譬如努爾哈赤在講述前一種事例之后，往往還有“爾南朝（nikan si）……”之類的警示性結語，而后一類故事則無這種表述；還有一些內容因涉及先前建州女真內部的一些紛爭，顯然滿族比漢人更加清楚故事發(fā)生的具體背景。同時也正因為普通的漢人大眾在獲讀文告時，出于對后一類故事缺乏背景知識的了解，所以一般不會將其當作重點來閱讀，故當初在制作滿文本和漢文本時，往往后一類故事在滿文本里的內容更加詳細準確，相反漢文本中的同樣內容則較為節(jié)略，甚至還出現(xiàn)了粗枝大葉的歧誤。如其中的一則故事講述的是努爾哈赤先祖曾經受到女真Giyahu 部的欺凌，漢文本徑直將后者表達為“有屬部人賈胡者”，容易讓人誤以為賈胡（Giyahu）是人名而非部名，另一則故事則講述的是女真人中的 Uyunta 氏族與努爾哈赤先祖的恩怨糾紛，漢文本卻將 Uyunta 按字面意思誤譯為九人。至于 Giyahu 部、Uyunta 氏與努爾哈赤先祖交惡的內容在滿文國史院檔中也有記載，由是可知漢文本在編寫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上述差池。（參見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東京：東洋文庫，2001年，55-56頁）因此，現(xiàn)在還不能僅憑內容的出入程度斷言該文獻的滿漢文本中孰為底本，孰為譯本，因為誤譯或少譯的情況在兩者中均有出現(xiàn)，不妨認為滿漢文本在制作時依據的是大致相同的口承性資料，惟考慮到對象群體的不同，所以在文本的編寫工作中各有側重，相應地也各有紕漏。
再來推敲分析第二則實例?？滴醯鄣谒淖迂范G入繼大統(tǒng)后，于雍正二年（1724）撰寫頒布了滿漢合璧的《御制朋黨論》，通過批判北宋歐陽修為君子正常交往進行辯護的《朋黨論》一文，嚴厲警告臣下不得結交黨羽，朋比為奸。日本學者石橋崇雄在對這篇御制之作的滿漢文本進行比勘的過程中，意外地發(fā)現(xiàn)兩者之中竟然有一處明顯的細節(jié)表述上的差異。那就是當雍正在文中需要就歐陽修的觀點表明自己的批判立場時，其在漢文本的表述是說，假設歐陽修生活在本朝，“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飭之以正其惑”，即雖然表達了要嚴厲批評歐陽修此論的觀點，但是并未進一步說明要對其人施以何種懲罰，僅僅要達到“正其惑”的規(guī)誡教育目的即可。然而，滿文本此處的表述卻大不一樣，充斥著警告意味十分直露的血腥殺氣，其稱如若歐陽修處在今世而倡言此說，那么“朕必殺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參見石橋崇雄：《雍正帝“御制朋黨論”研究（序說）——大清國統(tǒng)治結構分析試論的一環(huán)節(jié)》，收入《高橋繼男教授古稀記念：東洋大學東洋史論集》，汲古書院，2016 年]。那么為什么滿漢文本在這段涉及雍正帝對歐陽修的處置態(tài)度的內容中，竟然會呈現(xiàn)出如此之大的鮮明反差呢？
顯然我們不能認為《御制朋黨論》的滿漢文本之間存在著底本與譯本的差別，而是應該承認兩者的撰寫都是出自雍正本人或者由其直接授意，所以對兩者在細節(jié)表述差異的解釋需要更多地考慮滿漢文本的各自受眾群體以及雍正即位之初時的政治環(huán)境。從《御制朋黨論》不同文本的受眾群體來考慮，無疑漢文本的讀者對象是朝中的漢族大臣。而從漢人士大夫群體的觀點來說，活躍于北宋中期政壇的歐陽修顯然是一位宦聲卓著的治世純臣，向來被視為道德操守良好的宋代文臣典范。盡管他所撰著的《朋黨論》一文在當時和后世都引起過不小爭議，但從整體上看對其個人的正面形象尚無明顯的貶損?？梢哉f，即使在宋元以后的明清時期，歐陽修在儒家士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未發(fā)生變化。因此，如果即位不久的雍正此刻僅僅以其撰寫的這篇在當下看來明顯不合時宜的《朋黨論》為借口，就要把對其的懲戒拔高到“朕必殺之以正其惑世之罪”的地步，那么顯然會使在朝的漢人大臣為之驚恐不安，從而既不利于新君安撫漢臣群體的情緒，更容易使后者在私下里對于君主產生腹誹之心。于是，雍正帝在寫作《御制朋黨論》的漢文本時，需要盡量壓抑其內心對歐陽修此文的憤懣不滿情緒，轉而擺出一副寬宏大量，不計較臣工之過的仁君面目，以訴諸說理教育的方式促使有朋黨嫌疑的本朝臣下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所在從而主動改過自新。
那么為何滿文本的表述又顯得如此殺氣逼人呢？首先自然是作為滿文本《御制朋黨論》閱讀對象的滿人或旗人官僚來說，歐陽修其人在該群體心目中的形象必定不像在漢人官員那里那么高大，所以嚴肅處置一位像他這樣的漢人文臣，從心理情感上來說當不致激起滿族官員的明顯反感。不過更為關鍵的原因還應歸于雍正即位伊始對于時局形勢的研判與分析，而雍正初年的政治形勢在相當程度上又和此前康熙晚期的朝政時局密不可分。眾所周知，康熙朝晚年朝政的最大亂相就是因太子再度被廢后引發(fā)的儲君之位長期空懸的政治難題，由此導致對其心存覬覦之心的眾阿哥在私下紛紛接交外臣黨羽，一時形成了密謀奪嫡的皇子各有其黨的紛爭局面。其中聲勢最為喧囂者莫過于皇八子胤禩的結黨活動，致使“皇八子黨”的勢力一時遍布朝野，上有為其深結的貴胄重臣聯(lián)名為之保奏，下有文人名士傾心輔佐。當然時為雍親王的胤禛雖然表面上以“天下第一閑人”淡定自居，然而在暗地里同樣大肆市恩結黨，只不過其生性險詐，故在行事上更善于矯飾，所以終究未像胤禩那樣因鋒芒畢露以致引起其父的警覺與反感。繼而胤禛在父皇病故后憑借隆科多、年羹堯等黨羽之力一舉排除諸兄弟的掣肘，如愿以償地君臨天下后，倍感焦慮棘手的頭等大事就是如何平息處理康熙晚年遺留下來的與爭奪儲君之位直接關聯(lián)的黨爭遺產，以便使自己以非常之手段得來的寶座能夠安穩(wěn)如常。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顯然有必要將彼時依然環(huán)伺在朝的其他阿哥的黨羽清理整肅。其中首當其沖的無疑是當初在奪嫡風波上勢頭最盛的胤禩一黨。
如果再進一步分析胤禩黨羽的構成情況，不難發(fā)現(xiàn)這恰恰是一個以宗室王公，外戚勛舊以及位高權重的若干功臣后裔等滿洲高層為骨干的強勢政治集團。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康熙舅舅佟國綱的長子，前朝領侍衛(wèi)內大臣鄂倫岱、清初四輔臣之一的遏必隆之子阿靈阿以及其子阿爾松阿、努爾哈赤長子褚英的后裔蘇努乃至傳統(tǒng)意義上的八家鐵帽子王的部分后裔等（楊珍：《關于雍正帝毀多于譽的思考》，也收入前述《清史論集：慶賀王鍾翰教授九十華誕》）。這些出身滿洲統(tǒng)治上層（包括像作為皇帝親戚的被稱為“佟半朝”的特定漢軍旗人）的黨爭核心成員多數都在康熙晚期的政局中占據要職。此種政治環(huán)境的養(yǎng)成則肇始于康熙自三藩之亂后對漢臣群體的猜忌之心終生不曾釋懷，并且越是到其統(tǒng)治晚年，這種無端的猜疑心理就發(fā)展得越發(fā)嚴重。因此朝中漢官為了避禍，平時多主動疏遠對軍政要事的參預處置（參見姚念慈：《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三聯(lián)書店 2015 年），所以在康熙晚期朝中“內滿外漢”的權力分配格局已經讓人洞若觀火的政治環(huán)境下，彼時久蓄奪嫡之心的諸阿哥交結引援的主要對象自然會轉向那些握有實權的滿洲旗人大員以及地位尊崇的王公勛戚。因此，彼時卷入皇子黨爭群體的朝中官員人士無疑是以滿人為主，而以漢人為輔。
《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
待到胤禛以奪嫡之爭的最后贏家既登大寶以后，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就將前朝遺留的政治格局清理得干干凈凈。基于人數如此之多的原屬胤禩支持者的滿洲上層權貴依然占據著朝中的顯要位置，況且他們又與初登大位的新君素來并不同心，這對胤禛試圖穩(wěn)定朝綱的中心政治任務構成了不容忽視的潛在威脅?？墒窃谟赫^位之初，他所倚重的年羹堯尚在青海前線處置與和碩特蒙古起事有關的緊急軍務以及忙于籌措隨后的各項安撫措施，同時朝廷在此期間還在與準噶爾汗國一方謀求進行恢復和平的試探性談判。
因此，在這種外部形勢尚不完全明朗的情勢下自然不宜立即著手布置那種牽涉面極廣的政治清洗，以免從根本上動搖政局。于是我們看到，這位在清代諸帝中最為諳熟帝王兩面手法的君主先是采取封賞胤禩等權宜之計以暫時穩(wěn)住自己的政治對手，降至雍正二年外部環(huán)境有所改善后，他便立即通過發(fā)布內容語氣帶有明確懲戒色彩的《御制朋黨論》來警告原來黨附于胤禩等阿哥的勢力集團趕緊認清形勢，自服其辜以取得新君的諒囿才是他們的唯一出路。尤其是鑒于后者的核心成員多為滿族親貴，故雍正在該文的滿文本中特地借攻擊歐陽修的《朋黨論》將這種威嚇性的懲戒意味表露得十分直白，毫不隱晦，其中堪為點睛之句的“朕必殺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則直接表明了如果滿族高層之中有人在朋黨問題上已經觸碰了新君的底線，那么即便此人負有像一代名臣歐陽修那樣的聲譽與才能，自己也會毫不惜才地對其處以殺伐嚴刑。相比而言，漢人大臣既然自康熙晚期以來因屢受打壓而無足稱道，甚至后來連康熙本人都公然不諱地聲言朝中漢官業(yè)已后繼無人，那么雍正當然沒有必要再把清洗的重點擴大到漢臣群體當中，以此只要在《御制朋黨論》漢文本中稍稍表露一下對歐陽修觀點的責罰立場即可使之畏忌君權，無需像其在滿文本中的表述那樣刻意要把清洗黨人的政治氣氛渲染得格外緊張。
總之，與其說雍正帝此時亮出的那面格外刺眼的“正其惑世之罪”的板子敲打在了早已去世了幾百年的古人歐陽修的身上，不如說其興師問罪的箭矢實際上則瞄準了那些于現(xiàn)實中不肯跟自己“一心一德”的滿洲親貴們。真不知昔日與其他皇子過從甚密的滿族大臣們在讀到《御制朋黨論》中這句潛臺詞分外嚴厲的“朕必殺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時，內心會是一種怎樣的驚悚之感？因為正是在同年的早些時候，對于依附其他皇子的黨人群體早就耿耿于懷的雍正即已“不教而誅”地啟動了對于前朝阿哥舊黨內的關鍵人物進行全面政治清算的工作。如果將二者聯(lián)系思考，似可認為《御制朋黨論》滿文本中的上述出格言論正是雍正為其假借去除朋黨之名大肆清洗政敵之舉的政治宣判書，意在點出只要彼輩仍舊執(zhí)迷不悟，那么自己絕不會因為顧忌這些政治反對派的出身地位而對之采取即往不咎的寬大處理，即使其中有人名聲學養(yǎng)堪比歐陽修者也不得僥幸免死。
這項株連層面極廣的被雍正自比為“整理變化”的清洗大獄以后一直延續(xù)到胤禟、胤禩于雍正四年秋季相繼死于非命之后。其間受到懲治的朝中大臣之多，僅就黨羽最多的“皇八子黨”而論，茲據王鍾翰先生在其名篇《清世宗奪嫡考實》中所做的統(tǒng)計，即已多達四十余人。最為引人注目的則是其中受到窮治的滿人或旗人出身的要員及宗室竟然是漢人的三倍以上，而且遭到清洗的那些滿族政要的仕途地位普遍也要高于受懲的漢人同黨，后者僅有蕭永藻等個別人士曾有入仕中央高官的履歷?？磥懋敵跄蔷湮┮娪跐M文本《御制朋黨論》內的“朕必殺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如今在相當程度上確乎變?yōu)榱爽F(xiàn)實。凡被正法梟首以及遭遇幽禁而死者固不待言，縱然僥幸免于一死者也早以戴罪之身紛紛成了驚弓之鳥，不啻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隨著這一時期新君在滿洲統(tǒng)治集團中進行的政治清洗的持續(xù)擴大，竟至在一時間讓最高統(tǒng)治者抒發(fā)慨嘆，憂慮起“近日廊廟中頗乏卿貳滿臣”（《清世宗實錄》卷五一，雍正四年十二月癸未條下）。
另一方面這一階段主要波及滿族高層人士的政治清算則在無形中成為了催生清廷高官內旗人與漢人官員比例消長的因素之一。試檢楢木野宣編制完成的數種有關清朝高官任職情況的統(tǒng)計表格，從中可見恰恰是在雍正時期，漢人出任中央機構的大學士、部院大臣以及地方的巡撫一職上較之上一個十年的康熙晚期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僅在總督職位上漢人官員的比例反倒有所下降，然而就總體而言，漢人所占朝廷高官的比例仍然呈現(xiàn)出顯著的上升態(tài)勢（參見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職官的研究——滿漢并用的全貌》，風間書房 1975 年出版）。不妨說，尚在雍正六年曾靜案事發(fā)之前，導致這位君主朝夕思慮焦灼的政治難題還是滿洲旗人政要群體深度卷入的前朝黨爭問題在本朝的自然延續(xù)（包括像稍后的隆、年之獄這類政爭余波），而非事關滿漢對立的華夷之辯。至于雍正在《御制朋黨論》滿文本中發(fā)出的毫不掩飾的“朕必殺之以正其惑世之罪”這一恐嚇性政治信號不僅是皇帝本人已經在悄然動手布置鏟除滿人黨爭勢力時的真實心態(tài)寫照，也從中映照出胤禛其人對于其他參與奪嫡的阿哥及其黨羽素所懷有的絕不寬恕的極度憎惡心理。以上即是筆者思考《御制朋黨論》滿漢文本所見內容差異的一點極不成熟的個人看法，這或許有助于我們分析某些清朝多語種合璧類文獻得以形成的政治性背景因素。
